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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程序中，提案权是一项独立的、主动的职权，代表通过提案推动立法，就是在主导立法。

监察委员会在行使权限时，重要事项需由同级党委批准。召开专家会，听取宪法、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

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规定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自行补充侦查。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但本质上是党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关和实现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这些都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推进，对公职人员监督方面的不足，也逐步显现出来，如反腐败资源力量分散、监察范围窄、体现专责和集中统一不够及法纪衔接不畅等问题。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设置监察机关，是从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加强对公权力监督，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是对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种借鉴，也是对当今权力制约形式的探索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改革创新，而绝不是搞四权宪法和权力分立。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要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即监察委员会，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工作力量整合起来，把反腐败资源集中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创世纪，也是中国现代时间的真正开始。

那些表述既是建设者得以成立的条件，也是对建设者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宪法确认。虽没有出现革命二字，但阶级斗争作为两种敌对力量的博弈，身在革命时间，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产物。群众基础的面要大于阶级基础，表达的是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只不过是即便作为社会阶层的工人与建设者都构成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其重要性及表现方式也是不同的。而作为群众基础，它则是阶级理论视角下的产物。

四、政治身份 就现代的功能身份而言，建设者是通过现代性的分层理论而被确证，即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获得正当身份的，然而这并不能确保它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同样正当与合法，还需具有一种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政治身份。其二，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历史进程。

说服能否奏效取决于两个因素：沟通的实际效果和接受说服的基础。随着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党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以及最广大人民这些国家现代性的因素与自身的执政党地位联系了起来。只要权力存在，就必然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作为阶层概念的建设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阶级身份而不单纯从国家现代性的功能方面靠近社会主义。

正是在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的并置中，建设者与工人阶级相遇，后者带着革命岁月的荣耀记忆进入到当下的现代时间，而建设者却是当下时间的产物，它虽然也有自己的记忆，但它却无法与工人阶级分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建设者是从社会分层理论被推导出来的。那如何确证初期阶段自身的正当性呢？这由两方面提供保证，一方面，初期阶段是中国革命所至的时间，由革命提供它存在的时间维度。工人阶级有其内在的构成要素，而不是不同阶层在其内部的累积和相加。

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其阶级性必须得到坚持。群众与党的关系的远近以及在党的事业中的价值大小是与其所处的地位相联系的，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根据阶级的归属不同，群众分别从政治意义上被定义。

另一方面，作为现在的初期阶段，它最终的意义是由未来（国家目标）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和财富只是权力的存在形式而已。

作为现代时间的中国革命，在八二宪法中并没有与当下时间完全断裂，成为纯粹的历史存在。为了把建设者与工人阶级建立起理论联系，先把工人阶级抽象化而加以悬置，然后再把它拆分为若干阶层，这样一来，建设者就不是与工人阶级而是与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发生逻辑联系，这是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处理的通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时虽然也涉及到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但这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其理论的重心则是着力于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类型的内在属性和价值。建设者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才具有它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其也有阐发。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特性实现了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中国化再造，群众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关系中被改写和确定的。

建设者受制于宪法所构筑的国体语境（阶级性），同时又独立于这一语境，而与国家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现代化之所以被作为中国的现代时间来把握，是因为它受中国社会主义现在的规约，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个时间框架内被赋予了意义和价值。

出现在八二宪法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用语一般不会引起读者或研究者太大的注意，一晃而过并不违反阅读或研究的通行机制。这也说明，同为现代时间意识的革命与建设并非前后的决然二分，这是八二宪法一个醒目的标志。

本文相关附件下载： 王人博：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 ——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 进入 王人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现代性 。三是作为国家和人民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其重要文献中已经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定义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未必都能被有计划地控制在领导者的意图之内。宪法序言的第10自然段是建设者所处的位置。在现代性语境下，能够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因素通常被表述为群众基础，而建设者就是被涵括在这个基础之内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工人阶级，无论现代化在它身上有多少希求，阶级却是工人阶级概念得以成立的唯一理论基础。

宪法的第1条被中国宪法学者看作是中国国体的表达。要理解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地位，重要的不是探讨它应该如何，而是它实际如何。

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概念除了谨记马克思的教诲之外，是否还应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增加属于上层建筑性质的权力这一要素？财产、财富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权力，而权力可以组织财产和财富。在现代性的时间意识里，过去从时间的流逝状态被赋型为传统意义，既与现代断裂、相隔，又可能成为进步的拖累。

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范畴。这要求群众路线具有既能把党与群众粘合在一起，又能把党（领导者）与群众区别开来的复杂机制。

权力既能干预经济的运行，也能支配人自身。但在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原则之下，它既独立存在，又无法彻底断绝与阶级性的联系。任何一个新的用语的背后都可能蕴含着一种思想、观念生成的大问题，将它揭示出来则是阐释者的任务和目的所在。建设者既然来自于新的社会阶层，那它主要也是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被定义的，而不是根据阶级身份被创设出来的。

阶级斗争这个提法在现行宪法中仅出现过一次，而且与整个宪法的基调和叙事风格形成了强烈对比。建设者作为社会的一种新兴的现代性力量被宪法所标示，成为宪法的新主体，被看作具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价值。

双重语境之下，对于建设者宪法是如何表述的？序言第8个自然段属于修宪者所说的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的范畴。这里所体现的时间观便是空间感的时间观，革命岁月流动于当下，而当下的实践又成为革命记忆涌入的阀口，过去与现在并非处在时间连续性中的一前一后，而是过去与当下两种时间记忆的同位空间并置。

作为关心、服务的对象，这三类行为必须在以下几组关系中才能理解，即党与群众、政府与群众、领导（领袖）与群众。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整体论经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分成了社会主义与现代性两个部分。